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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07:29:05【3409754】
些重大案件,比如涉及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的,要向铁路局党委汇报。曾庆新统计,他们一年刑事案件也就二三十件,还不够地方检察院一个人办的。李治永在论文中,对于铁检和它两个“婆婆”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任何案件的办理不办理,如何办理,怎样办理,最终还要听铁路局(党委)决定……铁路检察院与地方检察院好像是“走亲戚”,总是客客气气,与上级检察院显得很生疏,每年除了重要的例会以外,很少有来往。省检察院对铁检机关的业务领导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铁路运输检察厅的所谓“隔层领导”显得形同虚设。理论上,在沈阳铁检系统,干部由铁路局调派,再通过辽宁省检察院提交省人大,由省人大任命。1 2上一页下一页 依旧俩“婆婆”,听谁?通辽铁检检察长曾庆新表示,改制后人财物归内蒙古自治区,业务归辽宁,听谁的都难李治永在写论文时发现,铁检从铁路系统内剥离,进行属地化管理,确实是进步,但该方案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跨省的铁路检察院,依旧存在两个“婆婆”。所不同的是,原先的两个“婆婆”是铁路局和地方检察院,现在是两个地方上的检察机关。以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为例,划归天津市管辖后,天津市检察院就成为一个“新婆婆”,它要代管天津铁检的人员管理和领导责任。但在案件管辖上仍维持原状,要继续向北京铁路局运输检察分院请示。所以,改制后,管人与管事依旧分离。通辽铁检院检察长曾庆新也有这样的困惑。通辽铁检院在内蒙古自治区,剥离后,人事、经费归内蒙古自治区管,业务则归辽宁铁检分院管。“我们基层最难受。我们该向哪级领导请示汇报?”曾庆新说,按规定,我们得听辽宁铁检分院的,因为你业务归它啊。但回过头来,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意了,你看你挣着我的钱,人归我管,完事你还听人家吆喝。在基层院的人事任命上,同样也存在问题。在任命中,究竟是听归属地的,还是听业务指导单位,以天津铁检基层院为例,究竟听天津方面的,还是听业务指导单位北京铁检分院的?甄贞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分管铁检分院的工作。她说,“今后干部身份由所在省(直辖市)和上级院和同级人大定。”甄贞承认,这都是过渡时期暂时的办法,将来理顺后还按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办。不过,现有的改制方案确实解决了一些过去的不合理现象。按规定,检察机关的检察长要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在以前,由于铁检分院存在跨省管辖,所以会出现某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任命另外一个省甚至几个省的基层铁路运输检察干警的不合理现象。“属地化”改制后,这种现象将不再存在,基层院人财物划归当地后,检察长就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县级、省级单位如何对接有铁检人员说,基层院人财物归省检察院,但县级单位与省级单位间少了衔接环节对于现行的改制,石家庄铁检基层院的赵更辰则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今后人财物归到河北省,具体问题怎么对接。石家庄铁检基层院属县级单位,级别上无法与河北省检察院进行管理衔接,少一个中间环节。赵更辰说,有一个办法是,河北省成立一个铁检分院,其成为河北省检察院的派出机构,或可填补衔接环节。中国现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铁检分院有17个,很多省级行政单位内没有铁检分院。按赵更辰的设想就要增加很多铁检分院。根据李治永在论文中的调查会发现,增设分院将会陷入另一种悖论。李治永在论文中说,铁路检察分院面临着案件偏少的状况。在铁检办理的案件中,80%是盗窃铁路运输物资以及由此引起的伤害、妨害公务等的轻型案件。铁路发生的刑事案件,95%以上都由铁路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李治永以2008年为例,除上海和乌鲁木齐分院审查批捕超过10件外,其余15个分院只有2-5件。李治永表示,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业务量很小,有些业务部门甚至多年无案可办,“对下指导”也无的放矢。这个悖论是,不增设分院,基层院移交后没有单位对接;若增设分院,则将出现“无案可办”的局面。还有“二次改革”?不少铁检人员称还会有“二次改革”,目前先实现人财物剥离,其他问题不谈对于上述问题,李治永认为都不是最重要,他说,今后直辖市的铁路检察机关可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李治永说,如果各省都成立铁检分院,今后业务将会归属到地方,那么直辖市的铁路检察机关,其管辖地域就会变小。以天津为例,若河北成立铁检分院,那么在唐山、秦皇岛的业务就归河北。最后,天津管辖的就会仅限于天津行政区划内的铁路案件。李治永说,那么天津设立铁检还有什么意义。在各铁路检察院采访时,许多人认为目前的改制,还只是过渡期,将来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改革”。赵更辰也想不明白这些问题。他说,按照司法系统领导的说法,是先实现人财物剥离,其他的问题先不谈。据了解,全国铁路检察院改制工作将在今年6月30日前陆续完成。目前,石家庄铁路系统已有意向划出地块,作为石家庄铁检未来的办公用地。石家庄铁路检察院搬出危楼的日子也近了。(本报记者宋识径对此文亦有贡献)1 2上一页下一页 1 月31 日,广西柳州,武警战士在向污染水源投放中和物。 CFP《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当广西提高了警惕,加高了门槛,这些违规企业又要到哪里去?”1月31日,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16天,“凶手”才被明确指认。当日,广西官方宣布,涉案企业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河矿业”)和金城江鸿泉立德粉厂(下称“立德粉厂”),涉嫌违法排污的7名相关责任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质疑和批评声汹涌而来。“为什么在事件爆发半个月之后才找到凶手?执法部门的办事能力何在?”从事重金属污染调研工作的中科院研究员张立伟(化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6天的“破案时间”,“显示了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对此,涉案企业所在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环保局纪检组组长蓝群峰对《中国经济周刊》感叹说,“很委屈。”违规排污的只有两家企业?蓝群峰介绍说,自1月17日“事发”起,“河池保卫战”就已经打响,广西甚至启动了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的话来说,就是哪怕动用全世界的力量也要保证水源达标。过年期间,河池市环保监察支队还在对位于拉浪电站上游的多家排污企业进行检查。“我们都没有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力求尽快找到排污的企业。”蓝群峰说。但由于河池市属采矿冶炼重地,涉及重金属项目的企业众多,仅挨家排查,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到2月9日,河池市已经排查涉重金属企业和经营户145家,其中,责令整改或关停取缔11家,排查小企业、小作坊74个,原矿、矿渣堆放点90多个。”蓝群峰解释说,排查工作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心细,每一个角落都要检查到,如果没有调查组的介入,排查工作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涉案企业立德粉厂就是在大门紧锁、佯装停产的情况下,通过深挖渠排放含镉工业污水的。“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厂都停产倒闭了,后来翻墙进去,才挖出污染源。”蓝群峰说。之所以进展缓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手不足。据蓝群峰介绍,仅金城江区辖区内就有冶炼企业20余家、采矿企业7家、选矿企业10余家。“但环保局监察大队只有4个人,根本查不过来啊!”但张立伟认为,上述理由“可能确实存在,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到底想不想查?”他指出,另一个涉案企业金河矿业属广西著名国有企业,曾获得殊荣无数,“怎么可能长期违规排放而不被查出来?甚至在被怀疑的时候还敢出头喊冤?”金河矿业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注册资本10.8亿元,在岗员工3000多人,拥有固定资产总额7.58亿元;2005年以来,曾被评为“广西百强企业”、河池“十大强优企业”和“广西诚信企业”等,是广西第一批“循环经济企业试点单位”。“金河矿业回收镉项目进行过报批,但还没有申请验收。而且经过筛查发现,其废渣堆放场所未达到国家标准。”蓝群峰说。据参与事故处置的专家估算,此次镉污染事件镉泄漏量约20吨。“如此庞大的污染团出现,真的只是两家企业违规排污的结果吗?”曾在广西调研长达三年的张立伟对于“彻查”结果深表怀疑,他认为,在两家“落水”企业的背后,是无数还在“潜伏”的高危企业。“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金河矿业堆放的废渣是两万余吨,含镉量不足100公斤,立德粉厂的排污量也不足以超过一吨,剩下的镉从而来?”张立伟认为,“20吨的巨量镉很可能是多家企业长期、大规模的排污累计爆发导致的结果。”项目审批权上提,“实在太晚了”广西,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目前已发现矿种145种,已探明的矿藏储量高达97种,多种矿藏储量位居全国、甚至世界前列,是中国10个重点有色金属产区之一。河池市,更是广西有色金属资源整合的主战场。据广西环保厅公布的数据,2010年,河池有色金属产业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2011年,有望突破200亿元。当然,与河池坐拥储量价值700亿美元的有色金属“宝藏”而言,挖掘的潜力依然很大。资源丰富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但同时,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据公开资料显示,广西全区共有465家重金属排放企业,仅河池市就有154家。自2001年至今,仅河池市就已发生至少三起特大砷污染事故。“十一五”期间,广西也曾数次展开重点矿企和冶炼企业的检查整治工作,仅河池市就一次性关闭了南丹县境内的10家选矿厂、5家冶炼厂和金城江区的3家选矿厂、1家冶炼厂。但再次发生的镉污染事故表明,“有色金属之乡”仍然隐患重重。“2004年以前,重金属项目的审批并没有被单独列出来,只是按照常规投资项目审批的程序走,也就是按照投资规模确定审批级别。”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浙江铅蓄电池行业协会秘书长姚令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投资规模较大的,由省区一级审批,“这些企业大多是设备先进、技术完善的龙头企业。”投资规模较小的,由县市一级审批,“这些企业中混杂了手续不全、缺乏开采和经营资质、设备落后、管理不成熟的小厂房,甚至是作坊。”姚令春说。因此,漏洞百出的小企业反而落入了较为宽松的关卡中,躲过了省区一级更为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县市一级的基层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快速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也为了增加税收,提高业绩,就不免手下留情,允许鱼龙混杂的重金属项目遍地开花,一旦开工,就心存侥幸,放松警惕,污染事故频发也就不足为奇了。”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马天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张立伟认为,“广西是一个典型的用环境换经济的地方,矿山开采和冶炼占据了自治区GDP的大部分,地方政府一直都很清楚这些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什么样的破坏作用,但却无法忽视短期利润所带来的诱惑。”在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发布会上,应急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冯振年的一番话表明了广西的决心“河池市必须引导和帮助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对企业进行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广西展开了专项行动检查,并提出将严格规范涉及重金属项目的审批。“各市新建涉及包括镉在内的5种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必须报自治区重大项目推进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审核同意后,才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重大的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项目,要提交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上提重金属项目审批权是因为镉污染事故发生了,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地方政府才有了改变的勇气。”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理事长助理于清教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提重金属项目审批权至省区级早已是大势所趋,广西的决定“实在太晚了”。比如,早在2011年3月,山东省便决定严控重金属建设项目的环评,所有手续交由省级或市级环保部门审批,各县(市、区)环保部门不再审批。“相较之下,广西的重金属项目审批一直停留在县市级,至今才宣布上提,显然是各级政府之间角力的结果。”张立伟透露说,他曾在广西河池市的南丹县、环江县、金城江区等地做调研,县市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很多县市级领导的亲属都在当地从事矿山开采和冶炼行业,甚至是一方首屈一指的大户,他们以密切的裙带关系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于一身,被戏称为土皇帝,他们怎么愿意自治区的领导管着自己?”违规企业的游击战与东部地区的审批要求逐年趋紧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准入门槛依然宽松,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为了招商引资,增加立项,甚至主动向东部地区的淘汰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这些企业搬家进驻。“尤其是高污染、高耗能项目,例如:采矿、冶炼、化工、光伏等产业,开始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污染面积越来越大,影响的省份和人口越来越多。”张立伟透露说,广西很多锌矿、铅矿开采加工企业都是从江浙地区转移过来的。中国电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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